冯磊 | 责任与合作：英国大学全面应对气候危机行动探析

作者简介

✦ 冯磊，男，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当前，气候危机已成为人类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挑战之一。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前沿阵地，大学既对当前气候危机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又在气候危机应对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自2008年英国政府颁布《气候变化法》（The Climate Change Act）之后，英国大学就开始采取诸多行动来应对气候危机。2019年后，随着英国着手筹办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英国大学将应对气候危机行动推向新的战略高度。截至2021年10月，英国大学联盟（Universities UK）的140个成员单位均已签署全面应对气候危机的承诺。^[1]大学的活动涉及校园运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等4个领域。其中，后三项为大学的使命性活动，校园运行则为大学履行使命提供支撑。大学各领域活动都能为应对气候危机发挥相应作用，大学全面应对气候危机意味着大学在所有活动领域都采取了关键行动。^[2]本研究从这4类活动领域入手，分析英国大学如何全面应对气候危机。

一、有计划地实现校园“净零”运行

降低碳排放（包括所有温室气体排放），将全球温度控制在比工业化之前的水平仅高出2℃甚至1.5℃以内，是避免世界陷入灾难性气候危机的基本要求。2008年，英国《气候变化法》首次提出英国碳减排规划；2019年，修订后的法案要求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Net Zero），也即碳中和。英国大学校园运行所产生的碳排放规模巨大，大学有责任降低自身碳排放，助力国家碳减排总体目标的实现。

2008年后，英国大学积极制定并定期修订“碳管理计划”（Carbon Management Plan），旨在降低校园运行碳排放，逐步实现“净零”运行。大学碳排放可分为三个“范围”（Scope）：“范围1”涵盖校园所有直接排放（如自主发电排放、内部机动车排放等），“范围2”指外部能源使用所产生的间接排放，“范围3”指校园运行活动（如交通、采购、水供应、废物循环与处理等）所产生的间接排放。^[3]据此，英国大学均清晰设定学校减排目标与计划，从而分类别、有步骤地实现碳中和。比如，巴斯大学（University of Bath）计划在2030年实现“范围1”和“范围2”碳中和，在2040年实现“范围3”碳中和；^[4]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在2010年承诺要使2020年的“范围1”和“范围2”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34%^[5]，在最新的碳减排战略中将目标设定为于2048年实现“范围1”和“范围2”“零碳排放”（Zero Carbon）。^[6]截至2021年11月，英国已有139所大学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参与“零竞赛”（Raceto Zero）运动，承诺推动校园“净零”运行目标的实现。^[7]为此，英国大学主要采取以下关键行动。

（一）大规模引入绿色能源设备

引入绿色能源设备、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是降低“范围1”和“范围2”的必要措施。在外部资金和内部战略支持下，英国大学掀起大规模的能源设备更新运动，将太阳能、风能及生物能设备引入校园。2008年，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与赛力克金融公司（Salix Finance）联合设立“绿色循环基金”（Revolving Green Fund），为大学能源升级工程提供无息贷款。申请这一基金的大学须提供配套资金，金额至少为贷款额的25%。第一轮“绿色循环基金”共资助了60所大学，而至今为止的四轮“绿色循环基金”共划拨8000多万英镑资金。^[8]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在“绿色循环基金”支持下建成生物质能中心，该中心也是英格兰首座生物质与气化相结合的热电设施。基尔大学（Keele University）在校园安装数万块太阳能光伏板以及两个风力涡轮机，使太阳能和风能成为校园发电的主要来源。苏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不仅耗巨资实施英国大学中规模最大的太阳能项目，而且还升级能源管理系统，安装智能电表，改善供暖和制冷系统，使之与天气条件更加协调。此外，地热能、潮汐能等相关设备也成为一些大学能源升级的选择。

（二）切实降低采购和交通碳排放

在大学碳排放中，“范围3”往往占比最大，而在“范围3”中，日常采购及交通所带来的排放又占据最重要位置。比如，在巴斯大学2019/2020年度，“范围3”占总排放的75%，采购和交通排放又分别占“范围3”的57%和23%^[9]，因此降低采购和交通排放成为英国大学的行动焦点。大学采购内容包括水、纸张、信息技术、食品、建材等，在生产和运输这些物品过程中所带来的碳排放都属于大学采购排放；交通排放包括海外学生旅行、商务旅行、师生通勤等带来的碳排放。

为了切实降低采购与交通碳排放，其一，英国大学加强与英国大学环境协会（Environmental Association for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英国高等教育采购协会（Higher Education Procurement Association）等组织的合作，不断改进“范围3”衡量工具，增加数据统计的准确性。其二，英国大学落实可持续采购政策和绿色交通政策。如，巴斯大学在2011年就制定可持续采购政策，包括加强对可持续采购原则的培训，评估与管理采购合同的可持续性风险，实施有针对性的供应商参与计划，应用生命周期方法进行成本/影响评估等；^[10]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在2021年《环境可持续战略》（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Strategy）中对师生旅行做出严格规定，要求各部门每年计算和报告师生的航班排放量，执行交通等级审批制度，对商务航班征收可持续发展费用，并捐给牛津可持续发展基金（Oxford Sustainability Fund）等。^[11]

（三）谨慎施行碳补偿项目

碳补偿是指个人或组织向其他碳减排机构提供资金，以抵消自身产生的碳排放，最常见的是投资于植树造林或能源升级项目。碳补偿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手段，但碳补偿不能被用作逃避责任的手段，而应是最后手段。因此，英国大学均在尽可能避免和降低碳排放的前提下采取碳补偿政策。为了实现高质量碳补偿，英国大学一般参照能源与气候变化部（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提供的《公共部门碳补偿指南》（A Guide to Carbon Offsetting for the Public Sector）进行碳交易，并根据牛津大学研制的《净零碳补偿的牛津原则》（Oxford Principles for Net Zero Aligned Carbon Offsetting）不断完善碳补偿行动战略。施行碳补偿的同时，大学必须控制学校其他投资项目的碳排放，否则将弱化碳补偿的意义。许多英国大学都设定了新的项目投资规范，提出投资项目“脱碳”（decarbonise）时间线。如，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在2019年决定撤出现有的化石燃料投资项目，并承诺不再投资于化石燃料开采或生产企业；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决定在2022年前结束对化石燃料储备和开采公司的投资，并在2038年前对所有投资进行“脱碳”。

二、多层次地提高学生气候素养

大学的第一使命是人才培养，提高学生的气候素养（climate literacy）是大学应对气候危机的必然选择。气候素养又被称为“碳素养”（carbon literacy）或“能源素养”（energy literacy），涉及认知、情感以及行为领域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价值观及实践技能。^[12]未来的领军人才必须了解气候危机中复杂多变的因素与挑战，各领域人才也需要具备气候素养，以适应和支撑经济的绿色转型。事实上，英国大学生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在近年来也不断加强。英国大学生联合会（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的调查显示，对气候变化“相当关心”或“非常关心”的学生占比从2014年的74%上升到2019年的91%。^[13]各专业学生都希望借助高等教育来为新世界做好准备，并获得解决气候危机、建设美好未来的能力。因此，面对气候危机，英国大学在人才培养领域采取的最关键行动就是面向全校推行气候变化教育（climate change education），通过各种方式提升所有学生的气候素养，为学生走向未来负责。

（一）开展气候变化专项培训与活动

作为气候变化教育的第一层次，专项培训与活动的目的在于唤起学生对气候变化的兴趣，使学生了解气候变化基本知识。首先，英国大学注重对新生的气候素养培训。以巴斯大学为例，从2020年开始，巴斯大学与“碳素养项目”（Carbon Literacy Project）合作，为所有新生提供气候素养入门课程，课程内容涉及日常活动的碳强度、如何减少个人以及组织的碳排放等，完成课程的学生可以参与学习“碳素养项目”的其他后续培训，并有机会获得“碳素养资格证书”。其次，英国大学推动全校学生参与气候素养培训。英国大学环境协会与曼彻斯特城市大学（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合作开发了碳素养在线课程，英国大学师生均可参与两个半天的虚拟课程以及其他自选课程学习。^[14]曼彻斯特城市大学校内的碳素养课程主要由获得认证的学生来讲授，从而充分发挥同伴学习的带动效应，增强学生的气候责任感，也扩大培训覆盖面。最后，英国大学积极组织具有气候教育意义的学生活动。巴斯大学在学生会领导选举中开展“种植你的选票”（Plant Your Votes）计划，将学生选举与植树活动相结合；举行学生宿舍能源节约大赛——“学生断电”（Student Switch Off），每年都有2000名左右的新生承诺采取高效节能的行为方式；巴斯大学还在学校社交媒体上组织有关气候变化的比赛、测验及游戏活动等。^[15]

（二）将气候变化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模块

气候危机的复杂性意味着所有学科都可以，也都必须发挥教育作用。第一层次的气候变化教育只能提高学生的通用气候素养，而学生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是其所在专业与气候变化有什么关系、可以为气候变化做哪些事情。在专业教育中提升学生气候素养属于气候变化教育的第二层次，也是其核心和主体。

在2008年之后，英国大学就开始探索气候变化教育与各专业教育之间的融合。先是英国高等教育学会（Higher Education Academy）与英国大学环境协会合作，支持大学将碳减排与学生学习经历联系起来；随后，英国高等教育学会又与大学合作建立多个学术专业中心（academy subject centre），对包括气候变化教育在内的可持续发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增进学科性理解，指导大学各专业建立新的学习和教学框架。^[16]2014年，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Quality Assurance Agency）发布指南，帮助大学进行可持续发展课程改革，随后在2021年修订指南；2015年后，英国越来越多的大学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包括气候行动）审视其所有专业的教学、学习和评估。西英格兰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在其2030年战略中强调，要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指导，将清洁增长、去碳化、气候适应等问题嵌入各专业学习模块；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建立“苏格兰可持续学习中心”（Learning for Sustainability Scotland），帮助苏格兰大学将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入专业课程。还有一些大学专业借助本领域人才培养的国际新标准来修订培养方案。比如，巴斯大学化学专业签署国际“绿色化学承诺”（Green Chemistry Commitment），以“绿色化学”的12条原则培养下一代化学人才。^[17]

（三）把大学校园作为探究气候问题的“生活实验室”

所谓“生活实验室”（Living Lab）计划，就是将学生、学术人员、学校管理人员和外部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起，以大学校园作为天然的创新空间，为大学或利益相关者面临的可持续发展挑战提供知识和解决方案。^[18]基于“做中学”原理，“生活实验室”蕴含着最高层次的气候变化教育。通过参与生活实验室，学生可以对已掌握的专业气候知识进行检验，并能获得综合的、跨学科的、实践性的气候知识与技能，提升其团队合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等英国综合大学均已制定了成熟的“生活实验室”计划。以剑桥大学为例，剑桥大学将“生活实验室”纳入学校可持续发展愿景和策略，设置了多种项目形式。一是学术项目，由学生及研究人员联络“生活实验室”协调员来开启气候研究项目。其中，“生活实验室”协调员的作用非常关键，他们能够协调各方人员行动，并支持项目成果在校园中实施。二是志愿项目，由“生活实验室”与社区合作建立志愿项目，为学生创造参与社区环境计划的机会。三是实习计划，剑桥大学环境和能源部门每年招收若干实习生，使其参与开发和执行特定环境项目。四是奖励计划，剑桥每年邀请学生参加主题创意大赛，并适时实施获奖创意。^[19]2021年，英国大学环境协会将推行“生活实验室”计划作为战略核心，更多英国大学在其帮助下建立了“生活实验室”。

三、可持续地攻克气候复杂问题

在大学传统科研世界中，价值无涉或学术中立是学术人员所追求的基本原则，但正是这种伦理与研究、知识与行动相分离的思维使得现代科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气候危机及其他各种人类危机产生的推手。面对气候危机，大学及科研人员必须转换旁观者的角色，以为社会负责、为人类负责的价值倾向开展可持续科研活动，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由此，英国大学以前所未有的决心重审科研规范，担负起气候问题解决和社会转型的引领责任。英国24所一流研究型大学所组成的“罗素集团”（Russell Group）在2019年发表声明强调，“罗素集团”成员的“研究能力可以而且必须促进相关技术开发和行为理解，推动实现包括‘零碳’在内的可持续未来”^[20]。

（一）全力打造绿色实验室

大学以科研应对气候危机，首先要确保将科研活动本身对气候的影响降到最低，使科研活动具有环境可持续性。为此，英国大学均致力于打造绿色实验室。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在可持续科研管理和绿色实验室建设方面制定了完善的制度与措施：一是为科研人员提供详细的科研和实验过程指导；二是为实验室提供“绿色基金”（Green Grants），支持实验室升级节能设备；三是建立“绿色实验室网络”（Green Labs Network），为师生提供绿色科研的交流平台；四是实施由绿色实验室团队（Green Labs Team）组织的评估计划，为参评实验室提供评估报告和改进建议；五是开展绿色实验室建设的竞赛与评奖。^[21]

为了进一步推进绿色实验室建设行动，英国大学相关专业人员联合成立“实验室高效行动网络”（Laboratory Efficiency Action Network），共同制定实验室可持续管理方案，整套方案包含提高实验设备效率的措施、环保建筑和设施设计方案、塑料和消耗品使用法则、采购及废物的管理标准等。伦敦大学学院则设计了绿色实验室认证工具——“实验室效率评价框架”（Laboratory Efficiency Assessment Framework）。该框架认证标准不仅涵盖废物管理、采购、设备效率、化学品管理等环境方面，而且还涉及商务旅行和研究质量，参与者可获评金、银、铜三个不同等级，并获得其碳排放和财务节约数据。^[22]“实验室效率评价框架”不仅对促进英国大学绿色实验室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

（二）合力推进气候科学与能源技术研究

应对气候危机，首当其冲需要加深对气候变化的学理性认识，探索新的能源技术。因此，近年来相关研究成为英国科研与创新局（United Kingdom Research and Innovation）旗下各研究理事会的重点支持领域，也是各大学优先发展的方向。英国工程与物理科学研究理事会（Engineering and Phys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在2004年至2020年间将11亿英镑的科研基金用于资助能源技术研究，这些资金又吸引约20亿英镑的联合资金投入。^[23]充足的资金投入对英国大学气候与能源研究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爱丁堡大学自《2010-2020年大学气候行动规划》（University's Climate Action Plan 2010-2020）实施以来，已在降碳技术及气候研究领域投资和引资数千万英镑；其他“罗素集团”大学也都在气候领域投入巨大，且几乎都成立了聚焦气候变化的研究中心。

同时，英国大学还通过加强校际合作，共同攻克气候变化难题。在英国工程与物理科学研究理事会资助下，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以及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共同成立“英国碳捕捉和碳储存研究中心”（UK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entre）。该中心还进一步与更多大学合作，推进碳捕捉和碳存储技术的前沿探索。著名的“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则汇合5所英国大学和中国复旦大学的研究力量。2021年11月，“罗素集团”大学再次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合作是实现‘净零’研究和创新的关键，……‘罗素集团’的所有大学都将寻求在‘净零’研究上更好地合作，迅速分享成功思想，找到摆脱不必要的官僚主义的方法”^[24]。

（三）着力围绕气候变化开展跨学科研究

应对气候危机，不仅要应对自然环境的挑战，而且更要解决一系列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这就意味着大学需要重整知识的碎片化发展，加强跨学科研究，发挥各类学科优势来共同克服难题。近年来，英国大学围绕气候变化建立大量跨学科研究中心，不仅涉及气候科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而且还包括越来越多气候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比如，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曼彻斯特大学、约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等合作建立“气候变化与社会转型中心”（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 Social Transformations），利兹大学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合作建立“气候变化经济与政策中心”（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Economics and Policy），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建立“气候与公正中心”（Centre for Climate and Justice），等等。据“英国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气候委员会”（Climate Commission for UK Higher and Further Education Students and Leaders）不完全统计，英国大学建立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各领域研究中心已达226个。^[25]该委员会致力于推进各中心之间加强合作，就气候问题共同发声。

与此同时，英国大学内部大兴跨学科研究文化，大力支持科研人员开展气候变化跨学科项目和研讨会。剑桥大学发起“零碳剑桥”（Cambridge Zero）计划，为剑桥所有相关研究团体与机构提供跨学科平台，举全校之力攻克气候变化最棘手的问题。伦敦大学学院则围绕气候变化、可持续城市、人类幸福与正义等全球重大问题设立“重大挑战”（Grand Challenges）项目，至今已吸引数百名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参与其中，有效推进了重大问题的解决和跨学科研究文化的兴盛。可以说，跨学科研究已经逐渐成为英国大学应对气候危机的常态化手段。

四、全方位地引领社会低碳转型

气候危机的出现与之前的社会发展模式密切相关，只有全面扭转旧模式，形成低碳社会，才能长效降低碳排放，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危机。在气候危机下，大学社会服务活动的意义尤为重大，大学有责任直接参与社会的低碳转型过程，与政府、城市、企业、公众建立长期伙伴关系，共同解决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社会难点。正如英国大学联盟所指出的那样，“大学要通过多种方式与更广泛的社会合作，以加快向‘零碳’未来的转变”^[26]。英国大学本来就重视社会服务活动，如今面对气候危机，英国大学更加紧密地与企业、政府及社会各界合作，全方位地引领社会低碳转型。

（一）支持企业解决降碳难题

降低企业碳排放是实现国家碳减排目标的必要途径，而推动企业生产低碳产品或提供低碳服务更是有利于经济及社会的低碳转型，所以英国大学积极致力于帮助企业解决降碳难题。首先，大学与大型企业合作，共同对降碳技术进行研发。作为综合研究型大学，“罗素集团”成员义不容辞，均与大型企业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技术成果。而其他在气候和能源领域有较强科研能力的英国大学同样重视与大企业合作。2014年，巴斯大学与福特公司共同开发了全球领先的降碳技术，使汽车碳排放大幅降低；巴斯大学还与西部配电公司（Western Power Distribution）共同解决国家电力供应网络末端的控制与规划问题，突破性地降低了低压电力供应的碳排放。其次是促进中小型企业低碳转型。中小型企业往往因缺乏知识和资源而忽视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因而许多英国大学也将目光聚焦于中小型企业的低碳转型需求。爱丁堡大学气候变化研究中心（Edinburgh Climate Change Institute）与苏格兰皇家银行合作设立“气候领导者”（Climate Leaders）项目，旨在增强苏格兰企业的能力，帮助中小企业发现低碳经济新机遇，转变为低碳企业。

（二）协助政府部门制定气候变化政策

气候危机牵扯自然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必然需要依靠多学科专家知识支撑。英国大学积极发挥智库作用，提升政府各类气候政策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英国大学对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支持。在英国格拉斯哥获得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举办权后，英国80多所大学和研究中心专门为大会组建“大学网络”，目的就是要协助会议取得切实成果。为此，该网络为负责气候变化大会的政府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提供培训，组建多个专家小组为分会议和圆桌会议提供科学证据和战略信息，还就政府间气候协议内容提供专家咨询等。

2019年后，英国政府及各地区委员会相继宣布气候紧急状态，继而全面升级和推行气候战略，英国大学对此都提供了关键的支撑。许多英国大学还直接参与制定和实施其所在地区的气候政策。在英国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支持下，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爱丁堡大学、利兹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建立了“基于地方的气候行动网络”（Place-based Climate Action Network）。该网络不仅对英国政府的清洁增长战略、环境计划、法定碳预算以及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气候战略等提供政策评估与建议，而且还致力于在贝尔法斯特、爱丁堡和利兹建立3个城市级别的气候委员会，从而更好地制定与执行城市气候政策，其进一步目标还包括在更多城市复制气候委员会模式。^[27]

（三）促进中小学生及公众认识气候变化

提高全民气候素养、与公众分享学术界有关气候变化的新发现已成为英国大学的重要社会责任。英国大学非常重视启发中小学生对气候科学产生兴趣，推进中小学生的气候变化教育。比如，剑桥大学“零碳剑桥”计划经常与中小学互动。2020年，该计划支持剑桥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们完成了一个以气候为主题的艺术项目，以此加强小学生对气候变化后果的认识。为了优化英国基础教育阶段气候教育课程内容和提升气候变化基础教育的整体水平，巴斯大学、布里斯托大学、卡迪夫大学及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联合打造“气候变化教育研究网络”（Climate Change Education Research Network），对英国中小学气候变化教育改革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为了让英国公众了解更多气候变化知识，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项目和日常行动，英国大学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英国国家公共参与协调中心（National Co-ordinating Centre for Public Engagement）与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Natural Environment Research Council）均致力于加强学术界与公众在气候问题的上的沟通，英国大学在二者资助下开展了一系列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公共活动，如“气候交流项目”（The Climate Communication Project）、“气候的故事”（Climate Stories）、“海洋的未来”（Future of Our Seas）等。^[28]这些活动有效提升了公众对气候科学及气候问题的认识，而公众也并非完全被动的接受者，活动均强调大学与公众的双向互动和价值共创，大学研究人员通过活动也汲取和了解公众在气候问题上的想法，获得研究问题的新灵感。

五、结语

综上，面对气候危机，责任与合作贯穿于英国大学的各项行动。责任是英国大学应对气候危机的行动出发点。英国大学为自身运行负责，致力于建立长效的碳管理计划，并承诺实现碳中和；为学生的未来负责，致力于培养新一代具有较高气候素养的人才；为科研行为负责，致力于深入认识气候变化的原因及影响，并探索解决之道；为社会发展负责，致力于直接推动低碳经济及低碳社会的形成。合作是英国大学应对气候危机的行动原则。英国大学寻求相互间的合作，建立各种同盟和网络，分享良好实践；寻求不同学科间的合作，重整知识碎片，攻克气候危机下的复杂社会问题；寻求与专业组织的合作，开发教育与科研实践新标准；寻求与学生的合作，在“生活实验室”中改进学校可持续发展规划；寻求与政府的合作，推动政府制定和实施基于证据的气候变化政策；寻求与企业的合作，共同研发低碳产品、推广低碳服务；寻求与公众的合作，增进相互理解，探寻公共气候焦点的解决方案。

以上虽分四个领域对英国大学应对气候危机的行动进行分析，但在实践中各项行动往往紧密联系且可相互促进。同时，在大学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项行动之间也可能存在竞争冲突，而应对气候危机的行动也会与大学其他发展存在矛盾，大学很难在诸多外部绩效要求和气候承诺之间取得平衡。比如，大学规模的扩张及国际化与实现碳中和之间必然存在矛盾。由此，如何促成各领域行动之间的优势互补，协调各项行动之间及其与学校其他发展行动之间的矛盾，成为英国大学应对气候危机的当下挑战。为此，英国大学首先联合呼吁政府及外部组织给予大学更多资源投入。^[29]同时，越来越多的英国大学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设立高级别气候政策协调管理部门，制定系统的气候变化战略，并将之嵌入大学发展战略。^[30]在这种情况下，气候目标不再是游离于其他行动的附加物，而是学校多个战略目标之一，气候因素也成为大学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大学因此能够以统一的战略分析与决策框架联结各项行动、协调行动冲突。

（因篇幅限制，详细参考文献信息见纸刊）

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2年07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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